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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宋朝的皇宫深处，皇帝们终日惶恐不安，害怕自家将领效仿开国先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，篡夺皇位。于是，他们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削弱武将权力的策略，如兵将分离、频繁调动军队，这虽有效防止了内部兵变，却导致兵力分散、训练不足，军费开支却日益膨胀。与此同时，朝廷又构建了一座庞大而复杂的文官体系，官多不办事的现象蔚然成风。加上皇帝们的奢靡风气，沉迷于吉祥征兆、封禅大典，大肆修建豪华宫殿，却未能刺激民间消费增长，反而催生了冗官、冗兵、冗费这三大顽疾，使帝国经济日渐衰败。
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决定力挽狂澜，启动了王安石主持的激进变法运动。变法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：一是推行富国政策，通过国家深度介入经济活动，以实现财政增收；二是实施强兵计划，重整军队结构，提升军事实力；三是改革科举制度和太学管理，选拔更具才干的官员进入官僚阶层。
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。变法虽好，但执行层面却如蛀虫蚀木，良策变成了劣政。各级官吏阳奉阴违，层层加码盘剥，变法初衷扭曲变形。
最终，国库虽然充盈起来，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日益艰辛。一些有识之士痛斥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端，而另一些从中受益者则竭力维护变法成果。随着皇位传承的变化，政策立场也摇摆不定，朝廷内部由此分化为新党和旧党两大阵营。原本围绕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，逐渐演变为一场暴露人性贪婪与伪善的深层次较量，使得朝廷内外的争论焦点偏离了变法初衷，向着更深的道德泥潭滑落而去。
北宋年间，一场新旧党派之争犹如暗流涌动，其中几桩着名的诗案，恰恰是这场政治博弈的产物。首当其冲的，便是震动朝野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苏轼，作为旧党的代表性人物，在变法浪潮席卷而来之时，自然而然成为新党眼中钉，仕途步步坎坷，官职一路下滑，流放的脚步渐行渐远。这一次，他接到调任湖州的任命，按惯例需写下一篇恭顺感激的奏疏，就像被迫向无情的权力低头，哪怕遭受打击也要表露忠诚。
苏东坡素来以直言不讳闻名，他在奏疏的结尾处添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语：
“皇上深知我愚钝不合时宜，难以追随新贵的步伐；也体察我老迈不生事端，或许能够妥善治理一方百姓。”
这短短一行字，却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危机。
所谓的“小辫子”，正是四个字——“新进”和“生事”。新党鹰犬们立即嗅出了其中的刺鼻气息：“新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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